王永利:银行贷款创造货币的奥秘与管控

2020年02月14日14:52    作者:王永利  

  文/彩神app网站登入官方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贷款派生存款(货币),是信用货币体系下一个重要的货币投放渠道。那么,到底是先有存款(货币)后有贷款,还是先有贷款后有存款(货币)?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论的话题,甚至由此引发对货币起源、货币本质的争论,需要仔细论证、准确把握。同时,银行贷款派生的存款,与央行印发的现金,以及支付公司电子钱包的钱,到底是不同的货币,还是同种货币的不同表现形态?银行发放贷款,属于自己的资产,可以因此收取利息获得收入,但其派生的货币却是国家主权(法定)货币,受到国家信用保护,由此产生“贷款派生货币悖论”,如何有效加以管控?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时,哪种情况更主动更有效?

  一、准确理解银行贷款派生国家货币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银行贷款成为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贷款能够派生存款(货币)是最基本、最显眼的表现,原本并不是新奇的事情。

  但近些年来,有人对此过度演绎,上升到先有贷款后有存款的“贷款创造货币”理论和重新发现货币起源的高度,认为货币不是从实物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信用货币;不是先有货币(存款)后有贷款,而是根本上就是贷款创造了货币,理论上完全可以是先有贷款后有存款,银行可以无限度发放贷款创造存款(货币)等。甚至由此提出了所谓的“荒岛假设”:

  假想一群人乘坐轮船中海上航行,由于轮船沉没,大家来到一个荒岛上,在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的情况下,货币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这群人中的一个人宣布自己是银行,如银行A。当其他人中有人需要利用别人的商品或劳务时,可以向银行A贷款。银行A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在其资产方增加对客户的贷款,同时在其负债方增加对客户的存款。存款就是货币,在此时货币就产生了。因此,贷款的投放不受存款的限制,银行贷款能力是无限大的,只受到客户需求的限制。

  这种假设看似有一定的道理,实则完全是凭空想象,偷换了很多概念,严重歪曲事实:

  首先,银行A提供的贷款,是什么货币的贷款?人们凭什么接受其贷款?一个人宣布自己是银行,就能成为人们接受的银行吗?银行没有人们认可的资本实力与信用水平,凭空发放货币,或者发放贷款并转化为借款人的存款,因此产生的“货币”有人敢接收吗?!

  必须清楚的是:在当今社会,银行发放贷款,投放的是国家信用(法定)货币(所以人们才会接受,才能够用于对外支付),并不是银行贷款投放的货币,就成为国家信用货币之外的银行信用货币!

  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发表报告,将货币区分为央行货币(C-Money,主要指现金)、银行货币(B-Money,主要指银行存款)、电子货币(E-Money,主要指电子钱包里的钱或代币)、投资货币(I-Money,主要指以黄金、法定货币等作基础,或者以股权、基金等为基础的代币)等,这区分了货币的不同表现形态,可以用于特定的分析,但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不同的货币,实际上是不够恰当的,上述所谓的“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表现形态而已,其背后都是相同的法定货币。

  从静态看,贷款可以直接转化为存款,银行确实可以先有贷款后有存款,甚至可以通过贷款无限度地创造存款。但这并不符合现实。事实上,没有人愿意以高利率获取贷款后,完全用于存放银行作为存款,获取较低利息收入,因此承担存贷款利差损失。人们获取贷款,更重要的是为了对外支付。如果收款人不在同一家银行开户,如果贷款银行没有先吸收到一定规模的存款作为备付金,贷款人在对外支付时,银行就会出现支付(流动性)危机,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丧失信用),就不可能作为银行继续生存下去。除非全社会只有单一一家银行,所有人都在同一家银行开户。

  有人说,“现实中,单一银行在中国有过成功的实践,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运行良好。”

  这同样是违背事实的说法。如前所说,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为有效控制货币的投放,需要划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否则,要么会使货币金融严重萎缩,要么很容易使货币金融严重失控。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货币金融功能严重萎缩,人民银行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印钞机”和“出纳员”,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货币金融已经被削弱到非常薄弱的地步,并容易掩盖各种货币金融问题,根本难言“运行良好、成功实践”。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货币金融基础极其薄弱,1993年开始经济不断升温,对资金需求急剧扩大,金融随之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1998年被迫实施严厉的金融大整顿,剥离处置了规模巨大的不良资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加快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分离,制定和实施《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推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清理相互拖欠(三角债),鼓励同业之间市场竞争,并不断健全相应的金融监管法规,才推动中国金融取得了良性发展。

  实际上,作为银行,特别是从事存贷款并派生货币的银行,是要具备非常严格条件的。即使是非国家所有的民间银行,要发行货币并被社会广泛接受,也必须拥有足够大的资本实力和货币储备物,特别是要保证及时兑付,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一旦出现兑付问题,就可能动摇人们对它的信心,就可能引发存款挤提,进而造成其破产倒闭。所以,声誉和信用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可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该是先有货币,后有存款与贷款,而不是先有贷款和存款,后有货币,尽管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贷款成为货币投放最重要的渠道!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是最基础的货币投放,然后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具有流动性(支付)保证后,才可能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派生存款(货币)。所以,银行贷款可以派生存款、创造货币,成为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但不能因此就脱离实际盲目拔高,扭曲货币的本质和发展逻辑。

  二、贷款创造货币悖论与有效管控

  银行贷款派生货币确实存在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属于间接融资,并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而是相应增加新的存款,银行似乎可以凭空发放贷款扩大存款,为银行扩大贷款投放提供了巨大空间。但银行发放贷款属于自己的债权或资产,能够由此获取贷款利息收入,而贷款转化的存款,却不是其自家独有的货币,而是国家统一的法定货币(所谓“B-money”以及“银行信用货币”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受到国家信用担保。这就使得银行贷款的收益与风险失衡,很容易诱惑银行过多投放贷款,并形成银行“大而不能倒”的陷阱(大型银行破产倒闭会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影响法定货币的信用,国家往往不得不提供支持防止其破产倒闭),产生“贷款创造货币的悖论”。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切实强化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和约束。

  现在,世界各国对吸收公众存款并发放贷款的银行业(存款性机构)的监管,都是所有社会行业中最为严格的,包括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不良资产率、拨备覆盖率等等一系列监管指标,以促进其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有机统一。同时,央行还会通过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一般支付备付金等制度,以及通过调节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供求(规模或利率)等调节货币派生能力与规模,有效调控货币总量。对出现重大问题的商业银行,央行可以在需要时予以接管,或者推动其破产清盘。商业银行必须坚持存款立行,确保流动性安全,平衡好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关系,不能只看到贷款可以派生存款、扩大利差,就不顾风险而盲目扩大贷款、扩张规模,追求短时间的高速发展!

  为此,必须切实强化商业银行财务约束,既要防止政府强行干预银行贷款(包括贷款的投向、规模和利率),严格控制政府直接向银行透支或发行债券,也要防止政府和央行一味追求金融和社会稳定而对商业银行过于保护,提供无限支持(刚性兑付)而使其难以破产倒闭,并因此扭曲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资源配置机制,很容易积累金融系统性风险,损害货币的质量和声誉。

  必须牢记:社会负债的质量,主要对应的是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才是决定整个货币质量和信誉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因素!没有全社会不良资产的准确反映与及时处理,没有资不抵债的借款人和放款人的有效清理,要维持良好的货币金融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三、货币政策既要防控通货膨胀

  又要防控通货紧缩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供应最终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背后是用于交换的社会财富在增长),特别是贷款等间接融资的需求。货币政策要加强货币供求关系的调节,在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社会货币需求旺盛,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央行可以通过提高资金拆借利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逆周期调节,必要时,甚至可能直接控制信贷投放规模,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在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投融资风险加大,社会货币需求萎缩,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则要反向操作,扩大货币供应。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央行在抑制通货膨胀时,具有更大的主动性、能动性,而在面临社会货币需求萎缩,抑制通货紧缩方面,则会陷入“零利率陷阱” ,遭遇政策瓶颈,难以发挥预期作用:在人们对借款投资连本金能否收回都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即使银行以零利率提供贷款也没有人要,贷款就难以投放出去。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历史上很少遇见,但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很多国家却并不少见。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就涉及一个重大货币理论问题:货币总量变化最终是由货币供给方(货币政策当局)决定的,还是由货币需求方决定的?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发行,因此,很容易造成货币超发,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应对通货膨胀。但实际上,货币当局扩大货币投放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信用货币的投放,无论是央行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还是银行投放贷款或购买债券派生货币,根本上都取决于货币需求方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货币需求(如人们不愿出售货币储备物以换取货币,或者不愿增加负债以获得新的货币),货币供给方即使是想投放也投放不出去(除非免费赠送货币,但这样货币体系就会崩溃,必须严格加以控制)。人们愿不愿意增加负债以获得新的货币,又取决于其对能否拥有可以对外出售的财富的预期。即使拥有财富,但如果缺乏社会对这些财富的需求,难以将财富交换出去换取货币,就难以归还此前通过负债获得的货币,货币投放就会遇到困难。这种状况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出现,并且难以消除。

  这就引申出一个重要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理论”(Money Demand Theory)。当然,这一理论还需要仔细论证和完善。

  在中国,长期以来很少遇到通货紧缩的挑战,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改变。2008年9月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化高速发展之后,大规模资本和产能转移已经阶段性走过头了,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难以消除,世界经济将长时间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状态,主要经济体已从整体分工、包容式增长,转为零和竞争,贸易摩擦、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产能最集中(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外贸依赖度很高的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发展转型调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关键的时期,通货紧缩有可能超越通货膨胀,成为经济金融宏观政策必须面对的首要挑战,对此需要引起重视、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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